130余万名未成年人信息在检察、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间共享互通，330余条风险线索被筛查出来，36名困境儿童被排查发现并得到有效救助——这组来自浙江金华“童学好”平台的数据，是检察机关落实人大代表建议，协同多方力量共同推动困境儿童司法保护体系不断完善的生动实践。
这份“答卷”，不止在金华展开。今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加强困境儿童司法救助专项活动”；5月，最高检发布“加强困境儿童司法救助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促治。从一地探索到全国部署，这些司法实践与制度设计的演进，与代表委员的持续关注、建言献策密切相关。
今年，最高检承办全国两会建议提案282件，件件都是代表委员深入调研后提出的“问题清单”。能否读懂清单、领悟问题背后的深意、给出代表委员满意的答复，检验着最高检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成色，也丈量着检察机关自觉接受监督的诚意与实效。
办前问需：282道“考题”如何精准破题？
今年4月3日，最高检召开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全国政协提案交办会。会上，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将282件建议提案定位为“既是履职‘考题’，也是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富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认真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最高检工作报告的决议，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积极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从建议提案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最高检办公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确保“分得精准、办得顺畅”，最高检在交办工作启动前就对分办、审核、激励等机制进行全面优化：成立工作专班，对建议提案集体研判，依据各部门职能初步拟定牵头与协办单位，形成分办台账；对涉及多部门的复杂建议提案集中“会商”，确保每一份建议提案都归口清晰、精准分办。
破题，关键在“问需”。承办人王广聪的体会是，“问需，问的是代表委员之需，就是把代表委员提出建议提案的初衷摸准、把问题的症结找准、把承办责任定准。”王广聪说，这也是最高检办公厅在交办建议提案时特别强调的。
在办理全国政协委员陈雍提出的《关于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的提案》时，王广聪发现，提案着重阐述了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不健全、缺乏规范性等问题，还谈到部分省市专门学校存在入学机制不健全、强制送教程序不明确的问题，强调要通过健全分级干预机制，实现精准施策。
“这确实不是新问题，但是每个人关注的角度和提出问题的初衷还是有差异的。”王广聪说。他检索了陈雍委员的相关报道，了解到委员长期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与社会治理问题，除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外，还曾呼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止因心理问题导致极端事件或罪错行为发生。他初步判断，委员期待看到的，很可能是从心理预防、早期干预到法律矫治的全链条治理。为了准确理解提案初衷，确定答复思路，他与委员进行了答复前的联系沟通。
“在沟通中，委员对我的理解表示认可，还进一步表达了推动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的想法，强调要重视专门学校的教育矫治功能，并结合其近期调研中发现的情况，提出两点新建议：一是重视专门学校师资保障，二是专门学校对学生离校后的跟踪帮教问题。”王广聪说，“办前问需”帮助他确定了撰写答复稿的方向。
问需问得细，答复才能答得准。最高检办公厅代表委员联络处处长赵勇建介绍说，今年的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延续党组负总责、分管领导牵头抓、承办部门各负其责的办理责任制。与往年不同的是，更严格地执行退稿制度，文不对题、内容空洞的答复件一律退回。
办中互商：如何做到同题共答、形成合力？
282道“考题”中，多数并非检察机关一家能作答。从长江大保护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从刑事和解到新业态监管，一份建议往往牵动多个部门、多个环节。如何办实办好？关键在“互商”二字。
“同题共答，先要落到机制协同上。同时，检察系统内部要坚持一体化履职、上下联动，确保每份建议‘一盘棋’推进。”最高检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说。
长江大保护，正是多部门同题共答的典型。全国人大代表王琼提出《关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持续推进长江大保护工作的建议》后，最高检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协办部门认真研究，围绕线索移送、联合督办、跨区域协作等关键环节逐项会商，把代表建议中的具体关切分解到各职能部门，再汇总形成答复意见。
有的建议虽由多部门分别办理，看似“各管一段”，实则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全国人大代表李玉萍提出的《关于数字时代涉个人信息刑事司法政策适用的建议》，对检察机关依法精准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建议办理过程中，最高检与最高法、公安部按照职责，分别研究、分别答复，在证据标准、法律适用等衔接环节保持沟通，确保司法政策统一。
“互商”不止于部门之间，更体现在承办人与代表委员的真诚沟通中。
承办人石炳南在办理全国人大代表祝响响提出的《关于在全国推广“双师课堂”法治教育模式系统，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的建议》时，从建议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从教30余年的人大代表推动司法力量与教学力量在法治教育方面优势互补的迫切心情。
“代表结合教学工作中的思考，论证了推广‘双师课堂’的必要性，希望提升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与吸引力，这些对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石炳南说。他也注意到，这份建议同时由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协办，而且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结合实际，根据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明确，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检察院、法院、共青团等应当结合实际，组织、举办多种形式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宣传教育活动。也就是说，法治宣传教育需要政府、司法机关、学校、社会、家庭共同参与。石炳南认为，有责任与代表做好沟通工作，把协同多部门共同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体系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效如实告诉代表。在答复之前到答复过程中，他都与祝响响代表保持深入交流。
祝响响代表说：“这份建议来源于基层检察院，是我与当地检察官共同摸索出的法治教育模式。在实践中，‘双师课堂’已经形成一种观念，并且逐渐深入人心，学校教育与法治教育这两股力量已经拧成一股劲儿，输出了很多孩子们喜欢的法治教育课。这份建议今年被纳入‘推进青少年宪法法治教育’主题，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我相信，‘双师课堂’会在多方共同推进下越来越完善，得到推广。”
全国人大代表李湘平围绕超权限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问题，提出健全冻结措施分级分类审查和动态评估机制、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政法机关协同制约、建立涉企重大冻结措施报告及问责制度等建议。承办人王拓说：“形成执法司法合力，是切实防范超权限超范围冻结问题的重要措施。这些建议对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工作，依法保护涉案企业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在与代表沟通过程中，王拓着重围绕健全冻结措施分级分类审查与动态评估机制，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政法机关协同制约、建立涉企重大冻结措施报告与问责制度三个方面与代表沟通，逐步达成一致意见。
办后问效：如何让“成效清单”可感可及？
建议提案办理的终点，不是一纸“答复”，而是实实在在的“落实”。
落实的进展，写在今年的办理进程中。4月3日交办以来，282件建议提案已全面进入办理落实阶段，最高检逐件明确承办部门，会同协办单位认真研究，一批建议正在转化为具体检察举措——
司法会计鉴定关乎案件事实查明和证据审查质效。全国人大代表居来提·库尔班提出《关于规范司法会计鉴定业务的建议》后，承办人崔清源及时与代表联络沟通。针对司法会计鉴定尚未纳入国家统一登记管理范围、实践中存在的“同案不同鉴”等问题，检察机关高度重视。下一步，最高检将推动在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框架下成立司法会计标准化工作组，逐步建立司法会计分技术委员会，构建司法会计鉴定标准体系。
深耕科技领域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慧在建议中分析了平台经济、直播带货等新业态领域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健全全链条监管机制、深化法治宣传教育等建议。承办人侯若英表示，最高检将落实代表建议，协同最高法推动“网络水军”打击治理等规范性文件出台，进一步统一司法标准；同时，最高检还将会同最高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结合代表所提建议，在履职办案中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以高质效法治宣传助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业一线发现的问题，正逐步变成多部门联合治理的行动方案。
办后问效，还体现在对代表委员持续关切的回应上。全国人大代表彭凤莲今年提出落实案件办理过程中与群众沟通联系制度的建议后，承办人钟诚在办前问需环节与代表进行了充分沟通，并邀请其参加最高检承办的两件信访案件的下访接访。因代表临时行程变化未能成行，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负责人随即带队，专程前往安庆师范大学拜访彭凤莲代表，向其详细介绍了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并坦诚回应代表的疑问，现场听取代表的意见建议，逐一向代表反馈建议采纳和落实情况，对部分未采纳的建议说明原因。
“衷心感谢最高检党组对我所提建议的重视，对承办人的敬业精神表示敬意，对检察机关取得的工作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后续会继续关注、支持检察工作。”彭凤莲代表说。
随着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持续推进，282道“考题”正从“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答好考题的过程，正是不断挖掘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富矿”的过程。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检察履职中的生动实践，也是检察机关向人民交出的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转自：最高人民检察院）
